在三国演义中，诸葛亮的长明灯被灭，预示着诸葛亮的死期将至。在中国文化中，“灯”可不能随便就被吹灭的，“长明”最好金鑫优配，但西方传过来的生日仪式中却要吹灭生日蜡烛。
在中国文化中，红事喜庆，一般穿红衣服，白事悲伤，一般穿白衣服，因此婚礼穿红、葬礼穿白。但如今中国流行西式婚礼，新娘要穿过去往往白事比如金鑫优配丧礼才会穿的白色婚纱。
类似西方文化成功入侵的案例还有很多，其中还比如本文重点谈论的“圣人”。如今，西方文化入侵导致“圣人”可谓泛滥成灾，所带来的问题值得警惕。
中国文化中的圣人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所谓“圣人”是指知行完备、至善之人，“才德全尽谓之圣人”，有限世界中的无限存在，总之“圣”是最顶级的称号，肯定不能轻易授予。
那么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有哪些人可以称“圣”呢？主要来说是以下三种：
首先，按照儒家“立德立功立言”的“三不朽”标准衡量，近代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“两个半圣人”，即孔子、王阳明和半圣曾国藩。其中，无论谁多么喜欢曾国藩，也不敢轻易地说曾国藩是“圣人”，他最多只能是“半圣”。
其次，如果放宽一些，将在不同领域成就极其突出的称为“圣人”，那么纵观中国历史，也还不过寥寥数十人。
比如，最典型的是“十圣”，即至圣孔子、亚圣孟子、诗圣杜甫、书圣王羲之、画圣吴道子、医圣张仲景、药圣孙思邈、茶圣陆羽、酒圣杜康和草圣张旭。当然，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文圣孔子、武圣关羽、史圣司马迁、诗圣杜甫、书圣王羲之、画圣吴道子、医圣张仲景、草圣张旭、酒圣杜康、茶圣陆羽。其中，孟子那么厉害，也只能是“亚圣”。
不过，即便将两者重叠者相加，也不过10多人而已。再加上哲圣老子、科圣墨子、商圣范蠡等，或者再加上黄帝尧舜禹等，整个中国历史上的“圣人”不过数十人。
尤为重要的是，上述之人，可谓既有品行、又有才华、还有照耀后世的功劳，每个人都有一大把的正能量事迹，称他们为“圣人”可谓实至名归。
第三，帝王系统里的“圣人”，此类“圣人”名不副实，其中逻辑是：天下有德者居之，既然某人成为皇帝，那么他理应有大德，所以称之为“圣人”。
春秋战国时，国君自称“寡人”，不是没人和他位置相同的傲慢，而是自谦为“寡德”，德行不够。在外交场合中，大臣介绍国君叫“寡君”。但在国内，大臣们不能真认为国君“寡德”，而是称呼国君为“君”，其本意是发号施令的统治者，后成为人格高尚的道德典范。
到了后世，帝王和大臣的脸皮越来越厚，大臣称帝王为“圣人”或“圣上”，帝王竟也欣然笑纳。其中，宋朝皇帝是“官家”，还比较谦虚，但皇后皇太后被称为“圣人”。到了清朝，脸皮就更厚了，除了“圣上”等称呼外，雍正给康熙的庙号竟然是史无前例的“圣祖”。
这是帝王系统里的“圣人”，但其实没什么说服力，更多的是马屁，而且“保质期”最多只有300年左右，王朝一灭，此朝所谓帝王圣人也就没人认账了。
总之，除了帝王系统的圣人之外，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真正“圣人”，个个都是千古人杰，个个都足以为万世之表率，货真价实的“圣人”。反之，中国古人对“圣”之评选非常严格，经过历史沉淀后公认的表率才能称圣，随意给自己或给他人封“圣”，好听点就叫不自量力，客观点就是恬不知耻。
西方圣人泛滥背后金鑫优配
上文可知，中国圣人是在历史沉淀下千锤百炼的严选出来的，但自近代以来，西方“圣人”却在中国泛滥成灾。
比如，代表圣人诞生节日之圣诞节的耶稣，与之相关的是圣诞老人，十二使徒有时也被称为“十二圣徒”，十二使徒之一的圣安德烈，还有圣彼得、圣保罗、圣瓦伦汀、圣乔治，还有前几天刚过完的“万圣节”等等。其中，仅仅一个“万圣节”代表的“圣”之数量，大概就能秒了中国古代圣人数量。
那么，西方之圣与中国之圣是不是一回事？
西方所谓“圣”，其实是Saint。在西方文化中，Saint通过教会封圣程序认定的、具有圣洁品德、殉道或对教会有卓越贡献（比如传教贡献）的基督徒。可见，西方的“圣人”，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：其一是与宗教相关，且由教会追封，其二是要有宗教道德，对教会有贡献。
也就是说，西方之“圣”，其实是宗教的产物，能不能服务“神”排在第一位，道德是被宗教异化的道德，但中国圣人是世俗化下的圣，能不能为“民”排在第一位，以仁义礼智信为道德规范，因此中西之“圣”，存在本质上的不同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
既然中西之圣不同，为何西方之圣在中国泛滥成灾呢？
原因很简单，主要是翻译的问题，就是没有规范的胡乱翻译，导致了如今的困境。其中，既有西方人故意如此翻译，也有某些国人不加辨析的盲目翻译，最终导致中国人认知上的混乱。
中国只有极其稀少的人和著作可以封圣，但将西方的Saint翻译成“圣”之后，立马就与中国之圣取得平等地位。比如，翻译后的圣人耶稣与圣经，立马就中国诸圣站在同等地位，其中中国还没有什么书敢自称“圣”，只有后人评价某某书可为“圣书”，但将“耶书”翻译为“圣经”后，在名字上立即被捧成中国第一“圣书”，史无前例。
还有一个案例，就是“上帝”。中国尚书中就有“上帝”，但这个上帝是没有人的情感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，即没有“人格化”，唯一喜欢的是“德”，就是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，而西方宗教之“神”却有“人格化”，会发动大洪水，会干预人间。因此，中西至上神完全不同，但也不知道谁将西方的“神”翻译成“上帝”，导致很多中国人认知错乱。
更夸张的是“万圣节”，就是纪念鬼魂（殖民者、鸦片贩子、海盗等）的节日，其实就相当于中国的“中元节”，标准的“鬼节”，本应称之为“万鬼节”，却不知道被谁翻译成了“万圣节”，真是奇哉怪哉。中国中元节时，大晚上有人刻意出去玩吗？
孔子云“名正（才能）言顺”，左传中说“唯器与名，不可以假人，君之所司也”，因此“名”绝对不能轻易乱套，首先就要“正名”。一旦乱套，轻则造成很多认知错乱，重则造成国家倾覆。
正因如此，为了规范外来宗教经典，唐朝时专门设置了翻译部门，用于规范翻译外来宗教作品。因为，如果不加规范，那么外国的某些宗教人物名称直接翻译为“祖宗”、“皇帝之主”、“圣人”等等之类，岂不乱套！就中国文化而言，将西方Saint翻译为“圣”，与将之翻译为“祖宗”有多大区别？
既然如此，近代以来的翻译乱象，如今是不是要重新审视规范一番？所谓亡羊补牢、为时不晚也！
最后，如果做好西方典籍的规范翻译，那么可能会更好的抵御西方文化入侵，进而也会更好的弘扬中华文化。
比如，“圣诞节”可否改成“耶稣生日节”，“万圣节”改成“万鬼节”，“圣彼得”可否用其他非“圣”的汉字音译“Saint彼得”，“圣经”可否改成“耶经”或“god经”或“神经”等。如果真这么规范翻译了，那么还有多少人热衷于参与“万鬼节”、“耶稣生日节”，看“耶经”或“god经”或“神经”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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